韩寒现象：中国教育自命清高的悲哀？
人民政协报 2000-12-21 张良才

世纪之交，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人类百年来的得与失，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观念等自然也在其列。特别是处于大改革时期的中国教育，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教育改革的成败与否，关乎千家万户。绝大多数国人都是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塑造出来的“成品”，但这些“成品”中的绝大多数又对塑造者心存不满。如“高考”，有谁不爱它，又有谁不怨它？“片追”虽已成为过街老鼠，但学校、家长有谁打过它和真正想打死它？就是在这众多的无奈中，人们在苦苦等待和探求。 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教育观念不合理和不完美的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露出来了，而改革的步伐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需要。于是，怨气慢慢在人们的胸中郁积。而韩寒的出现，如同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不少人存积已久的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怒火。对韩寒的争议，实际上是中国现行的两种价值观和人才观的冲突。借韩寒这件事，人们可以深刻和冷静地思考一些教育实际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更好方式，以推动当今的教育改革。但这一切需要的是理性而非狂热。不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批判，也不管是“韩寒是勇敢的斗士”、“中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的过誉，都是非理性的表现，有百害而无一益。
　　许多报刊、杂志使用了“韩寒现象”这样一个新名词，对一个十七岁中学生的“成功”、“未来”以及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观念等问题展开讨论。我认为，韩寒不过是中国近千万普通高中生的极个别者。多门功课不及格而被留级的高中生为数不多，而五门功课不及格却能“出书”的高中生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韩寒在写作方面的“成功”既依赖天赋，又靠机遇。假如当初《萌芽》杂志社的编辑不慧眼识才，破例再给他一次机会，韩寒的“天才”可能显露不出来，他也不至于成为新闻人物。由于他并不具有普遍性，从他的身上也很难找到教育的规律，因而不值得如此炒作。

　　韩寒的成长，需要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像韩寒这样的天才少年，应当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他，既无需捧，也不必贬。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经作过《种树郭橐驼传》一文，借种树为喻表达了他的育人思想。郭橐驼善于种树，驰名长安。他所栽的树，无不枝叶茂盛。别人问他栽树的诀窍是什么？他总结了八个字：“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在他看来，如果“爱之太深，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甚至“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若此，“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郭橐驼的种树诀窍，对于我们正确对待韩寒这样的“偏才”少年不无启迪意义。

　　从《对话》中韩寒的表现来看，他还是很不成熟的。他尽管有写作的天分和能力，但在“做人”方面还略显稚嫰。他的恃才自傲，他的许多“惊世狂语”，体现的不是才思敏捷而是综合文化素养的缺失。客观而论，韩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作家”幼苗，只有不断培土、浇水，来日他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当今社会需要这样的“偏才”、“怪才”，以体现人才的多姿多彩。他有其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但我非常担心，“炒作”过热，不仅会使韩寒成为中国当代的“仲永”，更会使中国现行的教育无所适从。韩寒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中学生的榜样，中国当代也不需要这样的榜样。

　　有论者认为，韩寒是“中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笔者是教育圈内的，决无为中国当代教育护短的意思。近几年来，教育界一直在反思，在做自我批评，“自命清高”从何谈起。中国教育的确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但以韩寒为“中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的标志，恐怕太孩子气了吧？比尔盖茨的成功与他的辍学没有必然联系，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同理，韩寒不愿上大学与中国大学教育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

　　老圃郭橐驼说的好：“旦视而暮抚”，甚至“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对韩寒这类“偏才”，我们不妨听从郭老圃的衷告：“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透视韩寒现象争议：看看到底谁有病
　　韩寒的走红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从中央电视台上周《对话》栏目中的争议情况看，对韩寒存在所造成的种种反思仍有关注的必要。

　　在这次对话节目中我们大体看到了几类人。

　　第一类是对韩寒持批评或不赞成观点的人。非常奇怪的是，这批人反倒是年纪不大。他们所表达的观念和看法简直让年轻人感到丢脸。他们的表现一方面反衬出韩寒的优秀；另一方面让大家看到他们所受教育的局限性。

　　他们的一些看法与质疑是这样的：一位30多岁的女性想当然地就断定韩寒的阅历浅、会枯竭，因为他年纪不如王朔大，经历也不如王朔多。并且，她还瞧不起韩寒只会在聊天室聊天而不能进入真正的成人世界。

　　这位女性的问题在于：韩寒只有18岁而不是81岁。他的人生刚刚开始步入青年，怎么能在这时断定韩寒枯竭了呢？难道韩寒在此之后就不会成长了吗？另外，她说，王朔比韩寒有阅历是因为他的年龄大。她难道不知道年龄与阅历并不能等同吗？就拿她与韩寒相比，韩寒18岁成名，有收入丰厚的版税，同时，成为既受崇拜又受争议的人物。这种阅历那位30岁左右的女性就不具备，即使她在网上使用ICQ。

　　另一位大体同龄男士的观念也挺可笑。他说，你不进大学又怎么能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呢？事实上，并非只有进了大学才能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没进入大学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不是一样很多吗？

　　一位大学在校生的指责更没道理。他指责韩寒太狂，大学你想进就进，想走就走。事实上，大学是一个自由学习的开放空间，每个有兴趣、有愿望的人都应有选择学习的权利。大学并不是警察局，或是封闭的等级森严的禁区。

　　在节目中出现的第二类人是特邀的嘉宾。这两位对韩寒表现出了最大的肯定，但他们并不能真正地理解韩寒。陈晓明以书斋中的纸上谈兵来议论。说到头，他的一切观念以及对韩寒现象的一切解读都与韩寒无关。而另一位教授的宽容与理解也只是一种善良。因为，她的学生时期是规范的。他只认同一种适度的个性张扬，但他却不明白，个性张扬很难把握到适度这一完美的分寸上。尽管，他们两人给予韩寒更多的理解，显然韩寒并不买账。韩寒含蓄地表述，他们说得太好了，我都没听明白。

　　在节目中出现的第三类人是真正理解韩寒的人。其中一位年纪很大的女教师指出了教师应该更具有包容和宽容的心态。她的表述非常有真情。另一位是与韩寒同样的中学生作家。她对韩寒的态度让人们感到同龄人的一种清纯可爱。

　　在这一期的《对话》中，不同的看法显现出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

　　比如，韩寒指出什么是全面发展，难道学校各门功课都好就是全面发展吗？韩寒说自己长跑短跑能拿冠军，会弹吉他、照相，但那些全面发展的学生未必能行。

　　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全面发展的问题。全面发展是不是就是指学校功课的全面发展。而一些个人爱好是影响功课的雕虫小技，还是值得鼓励与支持的知识特长，这都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再比如，不少家长都在鼓励个性与服从学校教育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为保证有一个平稳的未来，只能牺牲不见容于现代教育的个性发展。可是，将来的社会可能最能安身立命的恰恰是自由的，打破常规的想像力，最有价值的恰恰就是你的特别和个性。那么，到那时家长们会不会又要后悔了呢？

　　不能否认，我们的教育与现实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落差，就像课本中《刻舟求剑》所说“舟已行矣，而剑不行”，而我们一方面在课文中选用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去抨击对自由发展的压抑，另一方面又用繁重、刻板的作业塑造病梅学生。

　　我们应该有一种警觉性，我们的教育是否能让年轻人适应多变的未来？举例而言，有不少人认为美国教育很糟，但它却是世界上创造性、科技水准最领先的国家，而日本被认为是最重教育的国家，但新一代人却无法挑战美国。这一切都表明，重视教育和如何教育并不是一回事。日本病梅就是敌不过美国杂草，而那些受大学人文熏陶的中年人的确逊色18岁的韩寒，这不也很说明问题吗？

　　针对韩寒热和随之而来的争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留言--致韩寒》。书中内容为读者、网友的观点集成。分为“为你喝彩”、“忠告韩寒”、“说给教育听”、“真心抒怀”、“尖锐的声音”、“点击韩寒”、“韩寒发言”等。(戴方)

七十年代人看韩寒：你将往何处去？
　　ctumeng(阿蒙)/文

　　说句实话，我在书店里第一次翻看韩寒的《三重门》的时候，注视着他那难以掩藏的些微稚气中强烈的桀骜不驯，我确实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羡慕，甚而是嫉妒。韩寒何其有幸，崛起于机会日益开放的时代，遭遇上挑战高考八股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举成名天下闻，而且还构筑了举国议论的“韩寒现象”，于是我的脑海里突然联想到自己中学时代，回忆起了那个时候另一个姓“韩”的风云人物。

　　1989年，我正在念初二，顺应着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文学热潮，其时也是中学生文学创作风起云涌的颠峰阶段。我虽然身处偏远的西南一隅,但是从父母为我订的报纸杂志中也隐约有所了解。

　　当时我所在的班级同学手中正在传阅的一本几位几乎与我们同龄的中学生创作的“什锦”作品集--《夏天的素描》。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那是一本黄色封面印刷和装订都非常简陋的书，由于经手的人较多，已经有些破旧，摸在手上都有些发腻。这本合集的标题作品《夏天的素描》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部小说的作者也姓韩，可惜我已经忘记她的名字了。尽管为此我还特地询问了一位高中同学，

　　《夏天的素描》描写的是一群大约是80年代中期高中生的生活，只是我已经无法完整地还原拼凑出这部小说的全貌，收拾残留的记忆碎片，我搜索到小说的男一号姓沈，开篇即是他因为母亲突然去世没有参加班里的考试，这是一个带着些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个落魄的艺术家，而本人聪颖刻苦，成绩优异，为人正直，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担任班长，深得同学的信赖和敬重。男二号叫邓海涛--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后来高中有一个同班同学也叫这个名字，他是沈的对立面，邓的父亲由于出身的关系经历坎坷，在遥远的边疆因工作过于辛劳而故去。邓的父亲每年“七·一”前都要给组织呈上一份入党申请书，但直到过世也未能如愿。邓在处理父亲的后事过程中迅速地成熟世故，娴熟地运用抚恤金和成人世界的关系技巧为父亲争取到追认为共产党员的资格。

　　我已经无从追溯当年的自己对《夏天的素描》的偏爱和迷恋，唯一留存的证据是，我不知从何处了解并清楚地记住了这部小说的作者韩是北京作家韩少华的女儿。她那时曾经狠放过两句厥词，其一是将来希望有一天别人介绍到韩少华的时候说这是我韩某的父亲；其二是如果她不能进北大读书，将来就要进北大教书。但是，就我所知，我们那个时代许多名噪一时的中学生作者结局大都不甚美妙，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和小地方的孩子，因为沉迷缪斯之梦而难以顺利升学，后来就不知所踪了，来自城市的机会则多一些，结果似乎好得多。我隐约听说韩没有进入梦想的北大，而是进了人大，毕业后进了一家电脑公司，似乎是联想，再后来我就没有精力顾及追星的事情了。

　　1990年我进入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班上颇有几位文艺情调浓郁的女生，我与她们通过《夏天的素描》寻找到对话的快乐，就象某些野生动物用臭味确定同类一样。我与其中一位同学Cathy成为“互捧够友”，我们的情谊一直从那座西南小城市延续到今天的上海。Cathy当时担任了市里一家报纸的学生记者，还经常在《中外少年》之类的杂志发表文章，而且，她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理所当然她是我暗中设定的目标，也是我的身边偶像。高二文理分班，我和她都选择了理科；高考后，她进了一所一流的工科大学，我进了一所二流的工科大学；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一家IT公司的部门主管，我改换门庭读研究生，开始酝酿自己的文艺梦。

　　我看到韩寒的《三重门》后，莫名其妙地从记忆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大堆陈年旧事，然后莫名其妙地给Cathy打了个电话，与她对证有关《夏天的素描》的记忆片段。可怜的Cathy正沾染上重感冒，还在准备MBA的考试，可一听到我的问题好象就来了精神，她还提供给我一个线索，这部小说发表于当年的《十月》，临挂电话时还反复保证如果一旦记起小说作者的名字马上给我打电话。

　　“韩”与韩寒，蓦然将两者放置在一起加以比较不知是否有些牵强，我只觉得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的设计也许能够折射出一些变革与转换的痕迹，或者说两个时代的差异。70年代生人的“韩”遵循冲击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正常途径，似乎她还是汇入了所谓主流渠道，文学似乎是回首梦已远；80年代生人的韩寒在名动天下和作品畅销上榜后选择离开挂满七盏红灯的高中校园，他外出游历去也，而全国人民都拭目以待这位十七岁少年的未来。

　　也许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情态特征，于是催生出各自特定的文学作品，于是孕育出各自特有的阶段偶像，对于我以及许多我的同龄人来说，我大胆地使用时尚的话语做一个放肆的判断，《夏天的素描》是我们七十年代人的一处青春的暗伤。我们必须通过1：100甚至是1：300比例的筛子进入重点高中，再通过1：6至1：8比例的筛子进入大学，时代只给予了我们这样的羊肠小道，我们哪里有勇气去推开另外那扇门？我买了一本《三重门》给自己的高中语文老师，我对应该划分进60年代人的她说，韩寒的勇气更多的是这个机会日益开放的时代赋予的，他所构筑的所谓现象更多的属于这个时代，无论是启示，亦或是问题。

　　我很赞同曹文轩教授在《三重门》序言中所说的，韩寒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只是，我在他后来在《萌芽》上发表的文章中觉察出一点不妥，我发现了重复，我认为这种重复是可怕的。韩寒的确可以从书本的间接经验中汲取写作的原料，可是，十七岁的他应该如何使原料的供应可持续发展，如何将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这是个问题，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的时代。

　　聪明的韩寒选择了出行，可是他将往何处去？